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根源在于多元主体诉求在教育场域内的无序叠加与责任转嫁，涉及深层次体制机制调整。破解这一复杂难题，必须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政府统筹协调的优势，用刚性的制度为基层划清边界、保驾护航。

完善机制，立下减负“铁规矩”。将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写入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和各市（州）教育主管部门年度工作要点，纳入省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先后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18项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以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名义印发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通知，以省教育厅名义制发若干措施，联合11个部门加强尊师惠师工作，直指督评考创、社会事务、报表填写、借用教师等关键“病灶”，开展专项整治清理和系列行动，通过量化指标和程序规定，为各地识别、清理、规范各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提供权威依据和操作指南，在全省上下树立了“减负有据、违规必究”的鲜明导向。

源头截流，构建准入“白名单”。针对社会事务“进校园”突出问题，创新构建“提级管理+白名单备案”源头管控机制。省级层面率先“刀刃向内”，将省级部门布置的进校园活动从43项大力压缩至仅保留3项，仅2025年就拒绝其他省级部门无关进校园事项6项次。建立刚性约束，明确市、县级布置活动的总量上限，落实提级报备审核机制，县级“白名单”须报市级备案同意，市级须报省级备案同意，将审核把关的权力和责任上提，有效遏制基层因“条线压力”或“人情关系”而被动接收各类任务，为中小学校园安装了一道“过滤网”和“安全锁”，从政策源头杜绝了无序“摊派”，赋予了教育行政部门捍卫校园宁静的“制度盾牌”。

协同共治，拧紧责任“压力阀”。注重发挥各级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将教师减负深度融入全省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整体布局。省级教育部门以身作则，率先取消对市（州）教育工作的综合督查，不再保留面向基层学校和教师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实施教育主管部门发文“减负一致性评估”机制，建立涉校涉师文件“反向评价”制度，积极筑牢减负“防火墙”。市（州）党委、政府专门发文对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进行强调和规范，提升治理的权威性和执行力。通过将减负工作成效纳入对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体系，并作为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参考，传递了“从机关改起、从自身严起”的坚定信号，成功将行政压力转化为治理动力。

数字赋能，打造治理“新引擎”。将技术赋能作为减负增效的关键抓手，构建“覆盖全省、统一标准、上下联动、资源共享”的四川教育大数据中心，推动学籍管理、教师信息、教育资源等15个核心目录数据接入省级共享交换平台，注重打通部门、层级间数据壁垒，力求实现基础数据“一次采集、多方共享”。严格规范面向学校和教师的政务应用程序，实行年度清理和选用清单管理，明确禁止应用程序设置强制打卡、积分排名、时长统计等功能，非必要不得强制上传照片视频等材料，努力为教师松绑，让技术服务教学。创新设立省级教师减负监测直报系统，在全省布设43个信息直报点，启用四川省教育系统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监督举报平台和省、市、县三级监督举报网络，确保问题早发现、真反馈、快处理。

在省级顶层设计的框架下，全省各市（州）结合地域实际主动作为、大胆创新，形成了百花齐放、各具特色的减负实践，共同丰富了四川经验的多样性内涵，展现了基层治理的强大活力。

智慧减负，探索“数据驱动”新范式。成都市将减负工作与建设“智慧教育示范区”紧密结合，打破数据孤岛，建设城市级教育数据中枢，推动学生、教师、学校基础数据的统一管理和授权共享。不仅实现了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从申报、审核到评审的全流程无纸化、网络化，极大减轻了教师准备纸质材料的负担；而且更关键的是，通过数据接口整合，使学籍变动、教师培训、资产设备等各类管理报表能够自动生成或一键提取，将基层学校和教师从“重复填报、多头报送”的困境中彻底解放出来，体现了“以共享促精简、以智能提效能”的现代治理理念，走出一条以技术优化治理流程的路径。

清单革命，实践“动态监测”闭环管理。眉山市创新引入动态监测与反馈机制，每年组织集中清理和审核，形成并公布《中小学进校园活动清单》，设立28个覆盖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的“教师负担监测点”，通过“神经末梢”实时感知中小学教师负担增减的细微变化，动态监测反馈，按季度对违规擅自开展清单外活动的市级、县级部门进行公开点名通报，并督促整改。这种“清单定规、监测预警、通报问责”的闭环管理模式，使减负政策不再是“一阵风”，而成为可感知、可调控、可问责的持续性治理过程。

刚性拒止，树立“积极说不”学校权威。泸州市泸县聚焦筑牢学校抵御不合理干预的“最后一道防线”，建立社会事务进校园“事前审批认定制度”，明文规定“未经审核批准，学校有权拒绝”。甘孜州康定市出台《中小学学校及教师减负六措施》，详细规定了审批流程，果断召回非教育行政部门抽借调的中小学教师，用实际行动捍卫了制度的严肃性，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尊重教育规律、敬畏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氛围，让校长和教师能够挺直腰杆专注于教育教学主业。

长效建构，推动“临时举措”转为“常态机制”。绵阳市建立教师减负工作“季报、考评和责任追究”三位一体制度，定期评估、量化考核，并将结果与问责挂钩。遂宁市印发《关于持续做好教师减负工作的通知》，系统化健全本地减负长效机制。自贡市对抽调借用教师实行“控制数量、严格审批、规范管理”；广安市明确“除年终绩效考核外，不再安排专项考核”；达州市强调“行政办公室能解决的事项决不允许推给教师个人”；巴中市通过建立教师培训台账避免重复交叉培训；资阳市出台文件最大限度减少对干部的随意借用。

中小学校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从管理细节入手，实施一系列充满人文关怀与管理智慧的“微改革”“微创新”，让减负政策接上地气、温暖人心，真正转化为教师可感可及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弹性管理，彰显作息“自主权”。针对“双减”后教师课后服务时间较长现状，多地学校积极探索人性化考勤和作息制度。攀枝花市第六中学率先取消刚性坐班打卡，允许完成教学任务的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雅安市汉源县部分学校理解教师家庭需求，允许在不影响教学的前提下灵活安排接送子女时间。德阳绵竹市新市学校创新推出“时间银行储蓄卡”和“无理由休息日”制度，将教师因承担额外工作（如大型活动筹备、临时加班）积累的时长，兑换为可自由支配的调休时间。通过综合施策，打破过去僵化统一的作息管理模式，在保障教学秩序的同时赋予教师更多协调工作与生活的自主权。

会议革命，驱散文牍“形式云”。聚焦治理“文山”“会海”与“留痕”的形式主义诟病，部分学校将每周必开的全校教职工大会改为双周一次，并将会议内容重构为“10分钟名优骨干经验分享+10分钟青年教师学习心得+20分钟学校重要事项部署”的“赋能型”模式。遂宁市顺南街小学改革备课检查，依据教师教龄和专业成熟度实行分层要求，对资深教师允许“教科书批注式”备课，免除机械抄写教案的负担，着力将教师从无效劳动中解放出来，把节省的时间还给教学研究和学生辅导。

关爱浸润，提升职业“幸福感”。减负不仅是减少工作量，更是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和尊严感。南充市五星小学制定“教师减负增效暖心十条”，在教师生日时送上定制祝福。一些学校每周设立专属教师的“兴趣赋能时段”，开设健身操、茶艺、插花等课程，鼓励教师发展业余爱好。多地学校普遍设立“教师书吧”“健身角”，定期组织心理健康讲座、瑜伽、球类比赛等文体活动，关注教师身心健康。通过细微举措，在日积月累中营造出“被看见、被尊重、被关怀”的组织氛围，增强了教师的归属感和团队凝聚力。

专业支撑，实现减负“正循环”。着力构建支持系统，推动“减负”与“提质”良性互动。雅安市汉源县通过优化集体备课和作业设计，提升教学准备环节的效率和质量。各地普遍以教育集团、学区共同体为依托，搭建优质课程资源共享平台，开展精准化联片教研和分层培训，避免教师参加内容重复、针对性不强的培训。将教师从无关事务中节省出的精力引导到钻研教材、改革教法、精准辅导学生和教学反思上，实现“负担减下去，能力提上来，质量稳得住”的积极循环，让减负的成果最终体现在学生更健康的成长和更优质的教育上。

四川省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为各地深入推进系统治理工作提供了工作参考。

第一，系统治理是根本路径，必须坚持“高位推动、制度约束、技术赋能、人文关怀”四轮驱动。教师减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四川的实践表明，中小学教师减负需要党委和政府的高位统筹提供政治保障、刚性制度划定清晰边界、信息技术优化治理流程、学校人文关怀实现政策软着陆。四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一个立体化、协同性的治理网络。

第二，权力重构是关键环节，必须推动教育部门从“被动承接者”向“主动过滤器”角色转变。中小学教师减负的本质是厘清学校与社会的边界，明确学校的核心职能。通过“提级管理”“白名单”“学校拒绝权”等制度设计，四川实质性强化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事项准入上的审核权与否决权。这不仅是程序调整，更是权力关系的优化，旨在让学校回归育人主业，成为各类社会事务进校园的“守门人”而非“收发室”。

第三，赋能教师是终极目标，必须实现从“做减法”到“促发展”的价值跃升。减负的最终目的不是让教师变得更轻松，而是解除束缚其专业发展和创造活力的不合理枷锁。四川各地各校的“暖心举措”与“专业支持”，正是着眼于激发教师的内生动力和职业热情。当教师从冗余事务中解脱出来，并能将更多精力投入富有成就感的专业活动时，减负便实现了从外在负担缓解到内在生命滋养的质变。

展望未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仍面临着“隐形负担”花样翻新、数字形式主义潜滋暗长、教师工作量缺乏科学标准、跨部门长效协同机制有待固化等深层挑战。需要将推动此项工作从“集中整治”深化为“常态治理”，从“政策驱动”升华为“文化自觉”。进一步将行之有效的协同机制固化为地方政策制度，在继续严控外部负担的同时更加关注学校内部管理的优化，在全社会持续加强尊师重教宣传，引导家长和社会形成合理预期，共同营造信任教师、支持教育的良好生态。

来源：《人民教育》2026年第2期